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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

笔者在基层调研时发现，某乡镇副镇长一职空缺。本以为会有不少竞争者“毛遂自荐”，没想到许多符合晋升条件的干部竟来了一出“孔融让梨”。为啥？原来该岗位因环保问题多次被问责，谁也不想担下这个“烂摊子”。

在组织安排面前挑肥拣瘦，背后显然经过“理性计算”。面对责任和压力，一些干部抱着“不求有功但求无过”的心态，宁可“原地踏步”也不接“烫手山芋”。往小了说，这叫“丢了铁棒担灯草”——拈轻怕重；往大了讲，是对组织安排讨价还价。

类似的为官态度，说到底是私心在作怪。有的干部习惯待在自己的“小天地”，不愿离开“舒适区”，选择“躺平”混日子；有的怕吃苦，不肯奉献，只想待在“北上广”，不愿到相对艰苦地区；有的把“基层锻炼”看作明升暗降的“边塞流放”，即使提拔都不去……总之，面对组织安排，合意则取，不合意则弃，处处打着小算盘。

心怀坦荡，便不难选择；私心作祟，则不敢担当。脱贫攻坚战中，为解决扶贫工作人员紧缺问题，广西廉州镇某社区党总支委员梁铃涓被调到镇扶贫办工作一个月，但梁接到通知后，无正当理由拒绝任职，经多次教育仍未到岗，最终受到党内警告处分。

更有甚者，在组织安排面前讲价钱、谈条件。曾在江苏徐州当副县长的朱志东被调到市区担任某局局长，但他认为这个单位是“清水衙门”，手里没实权，拒不履职。直到任命他为市经贸委副主任，并将职级提拔为正处级，他才服从组织决定。没几年，朱志东因犯受贿罪、行贿罪，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。

对于这样的党员干部，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，“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，拈轻怕重，把重担子推给人家，自己挑轻的。一事当前，先替自己打算，然后再替别人打算……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，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。”

02

现实中，个别干部对组织决定“不当回事”，觉得组织纪律“无关紧要”。有的仗着资格老，自以为有本钱跟组织“叫板”，要求组织处处为自己考虑，把个人利益最大化；有的独断专行，把分管领域当私人领地，针插不动水泼不进；有的自恃劳苦功高，闹情绪、撂挑子……

从近年查处的案件看，不少落马官员都曾“叫板”组织。

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原副州长、凯里市原市长洪金洲，在是否执行市委作出的决定上有着一套“小九九”：凡与自己想法一致的，执行；不一致的，就一拖到底。

“没有被任命为县委书记，县长职务也没保住，感觉前途一片渺茫。我带着对组织极不理解甚至埋怨的情绪……”从山西临猗县县长被调整为运城市林业局局长后，李建刚“心里有气”，认为“只有不作为才能显示自己的脾气，才能报复上级的‘不知人善任’”，成天琢磨着以不作为给组织脸色看。

作为党员干部，服从组织安排是最基本的要求。党章明确规定，“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”。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指出，“领导干部要自觉服从组织分工安排，任何人都不能向组织讨价还价、不服从组织安排”。

党员干部的先进性体现在哪里？讲不讲党性，懂不懂规矩，守不守纪律，就是最直接具体的表现。试想，如果连组织安排都挑三拣四，甚至拒不服从，这样的党员干部关键时刻能靠得住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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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，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、党让去哪就去哪，哪里有事业哪里就是家，没有二话、毫无怨言。革命战争年代，表现为党指到哪里，就打到哪里，扛起钢枪推门走；和平发展时期，体现在党派到哪里，就去到哪里，打起背包就出发。

这方面，老一辈革命家树立了光辉典范。

1938年，因部队缩编，组织上决定把李先念从军级降为营级。中央军委政治部找李先念谈话：“先念同志，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”李先念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。”

正是因为有铁的纪律，中国共产党才成为一个令行禁止、步调一致的战斗集体。强化组织观念、严守组织纪律，是每一名党员干部应有的政治品质。

“组织上安排年轻干部去艰苦边远地区工作，是信任更是培养，年轻干部应该以此为荣、争先恐后，而不是拈轻怕重、挑肥拣瘦、患得患失、讨价还价。”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，“在党组织安排的工作面前犹犹豫豫、想这想那，这样的干部是不能重用的！”

来源：学习小组；文：王立峰（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）；资料来源：人民日报、学习时报等